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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失败原因:贵族和皇族错误理解皇权至上

时间:2012-12-14 12:41:06  来源:不详

  核心提示:满洲贵族和皇族错误理解《钦定宪法大纲》中关于皇权至上的另一个规定,即大权统于朝廷,皇帝享有颁布法律、召集解散议会、设官制禄、黜陟百司等权力,以为君主立宪体制中的黜陟百司就是皇上有权任用一切官员。这显然是对《钦定宪法大纲》的误解。

  本文摘自《中华读书报》2012年07月25日13版,作者:马勇,原题为《晚清政治变革:满洲贵族的贡献及局限》

  晚清最后十年政治变革,确实在深度和广度诸多方面激活了中国人的政治参与意识,但如果追根溯源,这场政治变革的最初动力其实来自统治者内部,是皇族和满洲贵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意识到旧的游戏已经没有办法玩了。

  改革先锋

  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知耻而后勇,很快转身向东,追随日本走进“维新时代”。然而为时不久,胶州湾事变发生,中国步入一个政治变革急剧年代。阴差阳错,很快又发生1898年秋天政治大逆转,谭嗣同等“六君子”未经审判而被杀戮,百日维新夭折,汉人士大夫因此而心寒。所以等待清廷经过1900年义和团战争打击而幡然醒悟宣布新政改革时,应者寥寥。

  1898年秋天政治大逆转之后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变,特别是汉人士大夫阶层对政治的冷漠,如果从宫廷政治层面说,这实际上为皇族及满洲贵族更大幅度介入现实政治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虽然有一批皇族及满洲贵族因为煽动民众排外被判定为“肇祸大臣”受到严厉处分或处罚,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另外一批皇族、贵族却因这一系列事件逐渐走到现实政治前台,成为此后政治变革急先锋。www.vaneblue.com

  义和团战争之后的新政有复杂的国际背景,是列强政治压力下的产物,但从中国政治发展内在理路看,新政也是接续几年前维新运动往前走。只是从政治主导力量说,先前的维新运动有一个庞大而无法驾驭的汉人知识人。这一次,其主导力量好像比较牢牢地控制在朝廷,汉大臣和各地督抚都起到相当大作用,但朝廷并没有像几年前那样因形势发展而失控。

  朝廷的控制力无疑来自满洲贵族特别是皇族力量的增强,满洲贵族这个特殊的群体在政治上的影响力随着这场政治变革在上升。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年仅十八岁的醇亲王载沣,在1901年被委派充任头等专使赴德国道歉谢罪。这虽然有德国为君主制国家,不得不遵从皇室礼仪去考虑的因素。其实从清廷政治发展视角看,载沣出使德国也有提升皇族成员世俗政治地位以推动政治发展的意思。一趟德国之行为载沣赢得不少政治资本,为他们后来的政治作为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

  载沣等皇族、贵族被清廷刻意提拔起来之后,在政治上确实逐渐发挥了重要功能,1901年开始的新政和1905年开始的预备立宪,几乎全程可见皇族、贵族青年才俊的身影,他们可能没有汉大臣在科举道路上一步一步爬行的艰辛,没有汉大臣的文史功底和才华,但他们从小长在深宫大院,从小就在政治高层长者身边玩耍,经多见广,举止谈吐颇有令人自叹弗如之处。所以他们在政治改革中大胆昌言,痛陈旧体制弊端,呼唤新体制,这些都是发自真诚,也确实都对政治发展作出相当重要贡献。考察宪政大臣端方、戴鸿慈上《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明确指出中国未来政治出路只在君主立宪一途,君主立宪的意义并不是立意限制君主权利,而是通过议会和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分担责任,使君主“常安而不危”。至于镇国公载泽,更是预备立宪改革中的重要人物。载泽奏请预备立宪的密折详尽分析了各国政治体制优劣,尤其是其对君主立宪“三个有利于”的概括,从现实主义政治原则上说服了光绪帝和慈禧皇太后。

  根据载泽分析,君主立宪的好处有利于“皇位永固”、有利于“外患减轻”、有利于“内乱消弭”。实事求是地说,这三个“有利于”都是朝廷整天最担心的事情。君主立宪既然能够做到这些,朝廷有什么理由拒绝呢?当然,这些看法早些年就有人认识到了,张謇、梁启超等先知先觉很早就有详尽论述,只是天高皇帝远,假如不是这些皇亲国戚开始觉悟,不是他们就近游说,预备立宪或许也会开始,但不可能这么顺利这样迅速。

  改革深度、广度与限度

  在端方、载泽等通过秘密或公开管道向朝廷建议实行君主立宪同时,一批封疆大吏[注: 封疆大吏是指明代的都指挥使、布政使、按察使与清代的总督、巡抚。-fengjiangdali]、中枢大员也通过各种方式建议朝廷勇于改革,宣布立宪。1906年8月12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注: 北洋大臣,清代官名。北洋通商大臣的简称。清朝末年官职设立于1870年全称为北洋通商大臣管理直隶(今河北)、山东、奉天(今辽宁)三省通商、洋务,办理有关外交、海防、关税及官办军事工业等事宜。]袁世凯奏请立宪预备,宜使中央五品以上官吏参与政务,为上议院基础,使各州县名望绅商参与地方政务,为地方自治基础。

  各方面不断强化的政治压力,载泽等王公大臣力挽狂澜的透辟分析,终于使朝廷痛下决心,于载泽呈递密折第三天即8月25日毅然宣布按照计划进行,加派醇亲王载沣、北洋大臣袁世凯等参与其事。

  朝廷之所以在这份御旨中命令袁世凯参与此事,大概是因为当此时袁世凯也有重要建言,已俨然成为立宪政治重要推动者之一。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端方等此时上的《奏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据说就是他们与袁世凯密商后由张一麟起草的,而张一麟就是袁世凯重要幕僚。这份奏折规范了预备立宪政治路线图,建议朝廷以日本为榜样,宣布以十五或二十年为期,达成完全立宪。至于这十五或二十年中间的重要准备,奏折建议先从组织内阁作为突破点,也就是将皇室与政府进行必要区隔,以维护皇室至上尊严。而组织内阁入手处,奏折建议从改革官制开始。这大致描绘了一幅不伤筋动骨而又能实现君主立宪的和平改革路线图,因而获得朝廷嘉许,急召袁世凯进京会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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